百年宋教仁(祭宋教仁遇刺一百周年) (转载)
“宋教仁旋风”
1913年1月，他离开故乡湖南桃源，由常德坐船到长沙，从长沙到武汉，然后顺江而下，安庆、南京、上海、杭州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这一路他刮起了中国史上空前的民主旋风，可以叫做“宋教仁旋风”，在当时举行的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他领导的国民党胜出。作为一个政治家，再也没有比选举胜利更高兴的了。当他顺江而下时，胜券已经在握，他到处发表讲演，充满了自信，言论风采倾动一时。他的政治主张里有一条，由国会的多数党推出内阁总理。他在长沙演讲时说，为今之计最需要的是尽快组织完善政府，如要政府完善，首先要有政党内阁，现在国民党就处在这样一个地位，选举胜利了，自然就成立国民党政府。兄弟不是小看了其他的政党，因为怕其他的政党不能胜任，所以不得不把这个责任放到国民党员身上。他还说，向来我们湖南人做事都是勇往直前，为各省之冠，湖南人当仁不让。作为多数党的领袖，他几乎就是不二的总理人选，他一生攀到了最高的巅峰，他并不知道顶点即是终点，子弹已悄悄为他准备好了。
他在杭州南高峰上赋诗一首：“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诗登在当时的《民立报》上，一句“竞上最高峰”透露心曲，他将要攀到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的大转变当中，他要挽强弓，担当中国的国事。他的抱负，他喜悦的心情，都在这首诗里展露无遗。
翻开百年前的报纸，可以看见那时报纸上到处都是宋教仁的言论，他几乎成了中国最璀璨的政治明星。当时有人说，宋教仁做总理、成立国民党内阁后，中国将进入一个建设时期，一个和平的建设时期。他本人在演讲中说，这次选举国民党大占优势，这是最可喜的现象，将来国会成立，国民党员必能占大多数无疑。他的理想就是，进而组织政府，实行他的政治主张，退而在野，处于监督的地位。他到底有哪一些具体的政见？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如何进行具体的分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些权限应该如何规定。他提出，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来迁就之，也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来束缚之。我们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再问诸人。他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当时袁世凯只是临时大总统，不是正式大总统。他认为先制定宪法再来选总统。袁世凯则提出，先选总统，再定宪法。他当时起草了一份完整的政治纲领，叫《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一共提出了15条，关于政体有五点主张，包括单一国制、责任内阁制、省长民选、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等。关于政策，他有十条主张，涉及军政、行政、财政、教育、民政、交通、司法、外交、产业开发、中央和地方行政的划分等。
当时有舆论攻击他想当总理，3月12日、3月15日，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接连在报纸上发表两篇文章进行回击，第一篇《驳某当局者》，第二篇《答匿名氏驳词》。他说，世人往往有很奇怪的心理，说人要想当总理或者当总统或者当国务员，就是称他为有野心，其实国家已经成为民国，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愿意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并不是争权夺利。不能以争权夺利来看待。这样岂不是把民国时代的职务与帝王时代的官位相提并论了？今天我们应该有民国的人应该有民国的看法，把愿意来承担国家责任的人不看作是想当官的人，因为民国的当官是没有好处的，是承担国家责任，为国服务的。他在《答匿名氏驳词》中说，世人污蔑我想当总理，由来已久。虽然没有这个事，但是我不想辩解，我反而是以此来激励我自己来当总理。所以他说，一个人立志要当总理，难道是一件坏事吗？我实在不理解。国家既然是共和政治，那么国民人人都应该负责任。有人有自信、有能力、愿意为这个国家负最大的责任，国家应该欢迎，人民应该欢迎。他还举例说，美国小学生写作文，如果说他立志将来长大以后要为国服务，当总统，只会传为佳话。如果几十年后这位小学生真的当了总统，举国都会把这篇作文当作一篇至宝，因为这个人有志气，他的理想是要做总统。这跟一个人立志当科学家一样，总统不就是政治家嘛。共和国的职位不是专制国家的职位。人如果有自信，可以当仁不让。世人只当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说他不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即私人质疑，问其有能力否，不能谓其不能有此志。深愿将来，能担当这个责任的人，人人都有这个希望，因为在共和国家，当总统当总理都是为国服务、为民服务。
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再也没有人攻击他了，他很高兴，跟于右任说了一番话，说这几天不见匿名氏出来反驳我了。他靠在一张沙发上仰天大笑，还说了一句：“从此南人不复反矣。”然后又大笑不止，在沙发上，眼角都笑出眼泪来了。当时，前沪军都督、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老搭档陈英士（编者注：陈英士即陈其美，孙文左右手，背后策划刺宋的真凶）也在一起，说：“钝初，你不要快活，小心他们会用暗杀的手段对付你。”他更加大笑说：“我们是革命党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暗杀阴云
他以为只有革命党才用暗杀的手段，吴樾杀五大臣，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汪精卫要杀摄政王，很多人都去搞过暗杀活动，恐怕他也知道陈英士就暗杀过同一革命阵营的陶成章，还曾想暗杀林述庆等革命同志。所以，在他印象中似乎只有革命党才会搞暗杀。于右任要他小心：“你要当心，你到北京去还是坐轮船比较稳妥些。叫他不要坐火车去，坐船。”
在这之前，他顺江而下时，谭人凤跟他也说过，责任内阁现在很难成功，你不要急于当总理。当时有一些秘密报告说，有些会党的头目，领了北京的经费，要他注意戒备。他的回答是：“总理，我没有觊望之心，载酒游江也是乐事，但是责任内阁是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就不好变我的主张，我还是要去。所以对于戒备之说，他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请不要顾虑。他认为没事，这些都是传说，是谣言。
到了上海还有人要他小心暗杀。他回答：“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岂容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我的意思，其他政党和官僚当中的人未必有此，这不过是谣言。”所以他不相信。而且即使不是谣言，他说，我难道因此就不要我的责任了？不要担负我的责任了吗？我还是要去，北京还是要去。所以，很多人劝他，他都无动于衷，也没有任何的防备，身边连卫士都没有。
临出发前，也就是1913年3月20日晚上，他在《民立报》的同伴徐血儿提醒他：“先生此行责任重大，宵小那些小人，可能都不利于你先生。所以前途恐怕有不测的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这个提醒是很及时的，但是也没有说服他。他笑着说：“无妨，我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还是要并力赴之。”
他没有听从任何人的劝告，当晚在闸北火车站陪同他的有于右任、黄兴、廖仲恺、吴铁城、拓鲁生等人，于右任、吴铁城在前面的小房间里休息，他跟黄兴、廖仲恺走在一起，就在这时一枪打中了他的腰部。
枪响之后
武士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枪击中的不仅是宋教仁的血肉之躯，而是击中了新生的中华民国，一枪就把襁褓当中的民国给打穿了。枪响之后，整个中国陷入巨大的悲痛和惊慌当中。
他没死在华兴会起义计划流产的湖南，也没死在黄花岗起义的广州，没死在游说马贼的东北，也没死在张勋大开杀戒的南京，恰恰在留下他来担建设之大任，也正当他有机会能担起建设大任的时候，这一枪就夺去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无法复制。
他抱住于右任，说了一番话：“南北统一是我向来的主张，各位朋友，你们不要因为我被暗杀这件小事而相争，而误了我们的国家。”
之后黄兴以宋教仁的名义给袁世凯发了一个电报，电文今天看来应是黄兴拟的，但是内容符合宋教仁的临终遗愿。他对袁世凯没有任何的怀疑，希望袁“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这代表了宋教仁当时的看法，他当时所追求的不就是要让袁世凯在内的、梁启超在内的，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一起来建设中国，建设中华民国，建设宪政民主的新中国吗？所以他没有想到是袁世凯派人杀他。他没有想到是谁派人来杀他，他已经来不及想了。枪响之后，最后他已经来不及琢磨到底是谁指使向他开枪。一百年后，我们才有充分的时间来琢磨到底是谁下命令，来向他开枪。
他临终的时候托付三件事给于右任，很具体的三件事。关于他的书，留在南京、北京和东京的那些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第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这句话就与他抱着于右任说不要因为我相争而耽误国家大事同一个意思。他说自己一直在主张、在坚持南北统一，为调和南北费尽心力，所以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把他的主张坚持下去。这跟他给袁世凯的电报，意思是吻合的。黄兴根据他的第三条遗言起草了给袁的电报。
宋教仁死了，中华民国无论是爱他的、恨他的、喜欢他的、不喜欢他的、支持他的、反对他的，南北、朝野都陷入了失去的痛苦。我没有见过哪个中国人的离开让整个中国都陷入了巨大的不安和痛苦当中。我只看到这一次，因为一个人的离开，整个中国，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都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痛苦，一种失去的痛苦。这种痛苦，从当时中国的小学课堂上看到了，从当时中国南北的所有报纸上看到了。
宋教仁的追悼会不是一个，而是无数个，不仅在他遗体所在的上海举行了两万人的追悼会，而且在北京、在南京、在湖南、在湖北，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宋教仁的追悼会。
有一位叫程沧波的小学生，后来成了南京《中央日报》总编辑，当年他12岁，在常州的一个小学读书，国文老师给他们起了一个作文题目就叫《祭宋教仁》。他很不理解，老师为什么要起这样的题目，这题目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难了。小学生还不懂得，老师在课堂上起这个题目是老师的心痛。
整个中国报纸上到处都是挽联，都是祭文。挽联不仅挂满了追悼会的现场，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到处都是。
一个叫张子通的人如此写：只身系安危，为先生哭，为吾党哭，为民国哭；
大名垂宇宙，是文学家，是道德家，是政治家。
爱国女校全体职员写的挽联：言满天下，行满天下，大业未成，毕命仅三十二岁；
为一家哭，为一路哭，良心不死，报仇有四百兆人。
一个叫孙润宇的人：血泪洗河山，今对河山挥血泪；英雄造时势，我为时势哭英雄。
一个叫徐元章的人：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问如此奇才，古今有几？
道德发为文章，英雄造成时势，痛横来惨祸，天地不仁。
一个叫盛孝先的人：哲人其萎乎，莽莽神州，更有谁为医国手？
死者长已矣，迢迢湘水，不堪卒读招魂篇。
一个叫梁兰逊的人：一身系天下安危，穷则独善，达则兼善；
四海望先生丰采，报界伟人，政界伟人。
我只是随意挑了一些，写这些挽联的也许都是些无名的人，但从他们的挽联中我们读出了那个时代的痛苦，读出了一百年前很多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很可能不认识宋教仁，但是他们都同样地感受到了一夜之间失去了宋教仁的巨大痛苦。
这些挽联包含了那一刻整个民族的痛苦。它不仅是宋教仁朋友、亲人的痛苦，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痛苦。南北、上下，无论是反对他的，还是支持他的人，在那一刻都是异口同声，对宋教仁之死表达哀悼和痛苦，对未来表达无比的担忧。
因为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中华民族的道路要改弦易辙，民主宪政在中国昙花一现。议会选举虽然选出来国民党占多数的议会，但是它的前途吉凶未卜，中华民国往何处去，国民党往何处去，都面临着新的抉择。
第一条线索
谁是元凶，谁指使向宋教仁开枪，今天也还没有确凿的答案。黄兴、陈英士在第一时间，以朋友身份写信给上海租界巡捕房，如果谁抓到元凶，赏银一万元。紧接着，上海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分别发出赏格，抓住元凶赏银一万元，通风报信如果导致抓住元凶，赏洋五千元。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发出悬赏通知。因一个人的死，同时有来自方方面面不同部门，甚至是朋友发出了高额赏格，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就这一次，至少我没见到过。
几天后，线索浮出。在应夔丞的家里有线索，巡捕房在搜索应夔丞家的时候，拿到了57个文件，往来的电文、书信，保存完整。同时抓到了直接开枪的凶手武士英。谁开枪杀死了宋教仁，清楚了。背后是谁指使的？第一个指使人应夔丞，也清楚了。甚至洪述祖有牵连，有瓜葛，有重大嫌疑，也没有问题。但在应夔丞后面，水更深的地方到底是谁？到底是谁指使了应夔丞，指使了洪述祖，或者是谁利用了洪述祖、利用了应夔丞，迄今仍是一个百年之谜。这个谜底，今天还没能充分地揭开。到底是谁中断了中国宪政民主的良性道路，中断了那一刻中国追求民主化的良好愿望。中国的制度刚刚要走上轨道，两党轮流执政，国会产出总理，一个内阁制政府在中国出现。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个最美好的开头。起头就是结束，起点就是终点。中国有很多的痛苦。当中国峰回路转，到了一个美好的时光，一个节点，来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就把它的方向重新扭转了。历史上这样的事发生了多次，这虽然不是唯一的，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这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直接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直接影响着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一百年来的生活，因为方向被扭转了。
我今天虽然还破解不了这个案子，但是从已有的材料来讨论，到底有哪一些蛛丝马迹，有哪一些线索，指向了哪几个人，仍是有意义的。从现有的所有证据来看，指向了两个人。
第一条线索，武士英背后是应夔丞，应夔丞背后是洪述祖，洪述祖背后是赵秉钧，赵秉钧的背后是袁世凯。这是百年来几成定论的说法。但是证据不足。全部的证据只是指向了洪述祖，牵连到了赵秉钧。但是到赵秉钧这里再也没有证据指向袁世凯。当时保存完好的来往书信、电报当中，直接跟赵秉钧有关的其实只有那么几件。有一件是赵秉钧给应夔丞的，里面只是说给你一个密码本，以后可以按这个密码本跟我联系。跟杀宋教仁无关。另外两件牵涉到应夔丞，是赵秉钧写给洪述祖的书信，也跟宋案无关。所有这些电文和书信当中，没有靠硬的证据可以把赵秉钧拉进来。
赵秉钧通电为自己辩解，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言之成理。他说，与应夔丞相关之事，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都属于因公，都有案可查。
我们要先讲清应夔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明白应夔丞卷入宋案，成为宋案最关键的一个人物。应夔丞是一个帮会的人，但在中国大转型的时代，有不少帮会的人成了革命者。他在上海独立当中立了功，陈英士在沪军都督府里面就给他安排为谍报科长，孙中山到南京去当临时大总统，陈就派他带卫队护送，还代理过临时总统府的庶务长。因为有贪污等嫌疑，他被孙中山给赶出来了，却继续留在南京，在黄兴领导的下关兵站就职。他跟革命党、跟孙中山、跟陈英士都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袁世凯当总统后，他找到洪述祖，又找到了赵秉钧，赵秉钧给了他一个密码本，让他到江苏程德全那里去找工作，程任命他为江苏巡查长。同时赵秉钧他们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当共进会的会长，目标是解散共进会。让他当这个会长，再把这个会解散了。赵秉钧留下的证据当中，有一封信就是写给洪述祖，谈论要发津贴给应夔丞。应夔丞跟南北双方都有关系，是一个身份复杂的人。
当时和他打交道最多的人是洪述祖，此人是内务部的秘书，参与过南北统一、南北和谈，辛亥革命期间策划用和平的办法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他就跟应夔丞之间来来回回有很多电报、通信。其中一些就涉及了宋教仁。我们把这些证据展开一下看，跟宋教仁直接有关的并不多。1913年2月2日第一次提到宋教仁，是应夔丞提的，不是洪述祖提的，这个很关键。是南方的应夔丞第一次跟洪述祖提出：“民党均主举宋任总理……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他说南方的国民党他们都简称民党，民党不仅包括国民党，凡是跟国民党站在类似立场的，当时都称为民党。“民党都主张任宋教仁做总理”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说应夔丞本人，已经到日本收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劣史”的证据去了，要败坏那些人的名声。其中说宋教仁当年在日本警察厅里，有一张犯了诈骗案的刑事提票。他准备影印十万份，在横滨发行，把宋教仁的名誉毁掉。其实也不是什么诈骗案。当年警察厅发出这张提票，原因是版权纠纷。
3月12日，过了1个月零10天，又是应夔丞主动给洪述祖写信：“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这句话就是说，唯要把宋教仁“去掉”，这个“去掉”到底是杀掉呢，还是指败坏名声，是很模糊的，并不明确，但是他说自己“无米之炊”，“固非易易”，就是要钱，拿这件事向洪述祖诈钱。3月13日，洪述祖就来电了。但我怀疑这里有点接不上，也许他之前的信保存不完整，也许他又发电报了，因为信无论如何3月12日从上海到不了北京。13日洪述祖来电说：“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毁宋酬勋位”，中华民国的勋位难道能这样随便授予吗？所以洪述祖后来的自我辩护中有这么一句话，毁宋不是要杀人，是要毁宋名誉。毁宋名誉，他自己人微言轻，所以假托中央名义说“毁宋酬勋位”。这个解释也勉强能通。但无论如何，洪述祖和此案千丝万缕逃脱不了干系。后来他被绞死，头都被绞下来了。
3月14日，应夔丞又给洪述祖发了一个电报，说：“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梁山匪魁”宋江也，以宋江暗示宋教仁说得过去，应该这个电报就是指要对付宋教仁。但是用的话都十分模糊，什么叫“设法剿捕”，也没说要杀他。3月19日洪述祖的回电只有“事速行”三个字，也是比较含糊。3月21日凌晨2点，应夔丞发电给洪述祖：“念四十分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白天又发一电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匪魁”和“梁山匪魁”合在一起指宋，也没有问题。从时间上说指的就是宋教仁被杀之事。他在凌晨还能到电报局发电报，说明他内心一点都不紧张，没有任何的慌乱。更加令人怀疑的，就是那些证据。应夔丞都要杀人了，怎么把所有的往来证据保存得这么完整，连一个小纸片都存着，居心何在？
3月20日开枪后，应夔丞不逃，还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叫武士英逃走，反而让凶手堂而皇之地从旅馆到自己家里住。这些都是疑点，充满了疑问，这些疑问都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这么从容？他为什么就一点不紧张？手枪也在家里，子弹在家里也有，跟现场捡到的弹壳是一样的。这个案子扑朔迷离，让人感到水非常深。
从常理来推断，如果是赵秉钧指使干的，他是警察头子，警察制度是他创办的。他会做得比较干净，不会有那么多证据。但现在证据太多了，蛛丝马迹太多了，他怎么辩解似乎也辩不出来他跟这件事无关。一年后他也被毒死了。谁毒死他的？也无定论。
洪述祖当然是知情人士之一，知情到什么程度，也很难说。袁世凯给谭人凤、黄兴的复电，都为赵秉钧说话。他说：甲和乙想杀丁，甲诳乙说是丙授意，丙其实不知道。丙是赵秉钧，丁是宋教仁。如果贸然断定就是丙指使杀丁，岂不是对丙不公吗？
第二条线索
第二条线索指向了陈英士。当时有一些报纸就登载了“陈英士是主谋”，甚至有评论。但就如断定赵秉钧指使杀人没有证据，断定陈英士指使杀人同样是推理，同样没有证据。
前一条线索是这样构成的：武士英背后是应夔丞，应夔丞背后是洪述祖，洪述祖背后是赵秉钧，赵秉钧的背后是袁世凯。同样要推到陈英士身上也有个链条，武士英背后是应夔丞，应夔丞背后是陈玉生、张汉彪、吴乃文这些人，他们的背后是陈英士。甚至有人更往后推，陈英士的背后是谁？这条线索同样有一定的线索，但又同样不具备充分的证据。当年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正好住在上海，听说杀宋教仁的是陈英士。这是陈英士的谋士沈翔云透露给他的。
有恃无恐的应夔丞很快就被人卖了，卖他的王阿发也很神秘。最关键的是，这个举报人何以认识应夔丞？他说是吴乃文介绍认识的，吴乃文也是陈英士、应夔丞手下，原来都在沪军都督府的谍报科工作。武士英在法庭交代了一个名字陈玉生，并透露了一个重大机密，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忽略这个细节。他说自己开枪时不认识宋教仁，夜里10点45分，为什么能一枪命中，关键是有人在旁边指点，那个人叫陈玉生。而且还不止一个陈玉生，吴乃文、张汉彪、冯玉山都到了现场。那天晚上陈英士不在送宋教仁的行列当中。
百年来人们都说袁世凯指使杀了宋教仁，其实没有证据。说陈英士指使杀了宋教仁，也只有一些线索，缺乏确实的证据。似乎各方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各方又都脱不了嫌疑，这水就太深了。这就说明，制造本案者智商不低，而且掌握的资源不少，有充分的机会和充分的资源在调用这一切。
宋教仁的日本朋友北一辉暗中组织了一个调查队，整天在那里查幕后黑手，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把他遣返日本，三年不准来中国。当年4月8日，离宋教仁被杀没有多少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给外交大臣牧野伸显写了一个报告，说这次发生了宋教仁暗杀事件，有关暗杀疑犯及行凶情况，北一辉信口雌黄，密告黄兴和在华日本侨民共谋，又密告各国租界的警察也有干系，引起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重大疑惑，对我在华国人也有其他嫌疑，如果任其胡言乱语，必将严重妨碍地方之安宁。
懂日文的朋友翻译出来，让我吃了一惊，黄兴的名字都出现了！还说各国租界警察也有份，日本人也有份。
5月1日，北一辉回国以后，日本外交部门留下了一份他的谈话摘要。在暗杀宋教仁的阴谋者中，有化名为王古谟的大久保丰彦，目前滞留在日本人长冈丰经营的慈惠医院内。此人在宋被暗杀前后，往来于应夔丞等人之间，对此他有几个证人可以作证。过了三年，北一辉在他的回忆录《支那革命外史》中提到宋案时说：“袁世凯不是暗杀宋的主犯，仅仅是个从犯而已。暗杀计划的主谋者是宋的革命‘战友’陈其美，还有一名惊天从犯，即为世人所尊敬的×××。”但是世人都不相信他，日本人也不相信他。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了。
百年之问
无论如何，宋教仁死了。
袁世凯曾经评价国民党中的人物，“黄克强忠厚笃实，汪精卫文采奕奕，李烈钧英气勃勃，只有宋教仁心细才长，是民国最有希望的人物。”但是这个最有希望的人物被子弹击中了，民国的希望，被掐死了。他只活了不足32岁，今天他留下的百年谜案都没有解开，他留下的百年之问，我们还没有回答。其实，我们每天都面对着宋教仁之问，或者说宋教仁留下的百年之问：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这块有着深厚专制传统的土地上，有没有可能实行宪政民主？这是一个百年之问，今天还没有得到答案。
谭人凤的挽联说：“破坏建设一身肩，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
在那个时代，宋教仁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家，身上有超强的建设力，他不仅有理念，能搞演说，而且能搞组织，也能操作实际的政治，运作当时的中国人都陌生的宪政运作的方式。所以当他死之前，中国的报纸都已经把他看成政治家。
3月24日宋教仁死后不久，《民主报》发表文章论当世政治家：“本党理事，国民党的理事当中，孙黄二公之外，才气之纵横当推宋教仁为最。能运用大党略，以与他人争雄者，亦以此公为最。能为强毅之手段，与他人奋斗者，亦以此公为最。”
同一天《民权报》评论说，宋教仁是政治界中的稳健派，认为他用温和的手段稳健地推动中国的民主，所以他称之为真民国的“万里长城”。汤化龙的挽联也称他为“万里长城”。万里长城顷刻之间就塌了。1913年的春天，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那是真民国的万里长城顷刻塌陷的痛苦。这一痛苦不仅停留在1913年的春天，而且穿透了百年，直到今天整个百年史都感受到了失去宋教仁的痛苦，这种痛苦时不时就要隐隐发作。我们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具有建设力的人物，一个中国历史上稀缺的具有建设力的人，一个阳光人物。他身上具备健全的角色意识，所以他如此笃定地说，进而组织政府，实行确定的政治主张，退而在野，处于监督地位，跟反对党可以相磨相帮，共同进步。这是中国的一条正路，这条光明大道，曾经在1912年、1913年的中国铺开了，他是走在这条路上的领头羊，是一个超前看见了文明中国的人。但是这样的一个阳光人物，他即将给中国带来阳光，带来全新政治文明的空气，他不幸被一颗罪恶的有毒子弹击中了,一百年来我们仍然活在百年余痛当中。宋教仁的百年之问，迄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写在天空中的问号。
谁是宋教仁之死的真正幕后指使者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第13期作者：张耀杰
【核心提示】与谋杀宋教仁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袁世凯，被以讹传讹地认定为谋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比起宋教仁案本身，历史有意或无意的误笔，更值得深思。
我新近出版的《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是七八年来穿越历史反复寻访的一项成果，其间既有苦思冥想的难解困惑，也有意料之外的快乐发现。在我看来，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而当年最大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却是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成果。国民党事实上的缔造者，不是其理事长孙文，而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借用孙文的话说，为缔造现代化议会政党及现代化宪政制度而付出生命的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宋案被以讹传讹反复改写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实施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他们在安排武士英充当谋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的虚假线人王阿法。负责制定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显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应夔丞，而是应夔丞、吴乃文、王金发、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嫁祸于人”的宣传造势，直接挑起发动了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彼此合作、依法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其政治理念被彻底断送。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也因此被人为中止，后来更被充满党派偏见的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逐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
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宋教仁案的陈其美、李征五、应夔丞、洪述祖、袁克文，都是当年已经为数不多的青帮“大”字辈的大佬级成员。
我研究宋教仁案的最初成果，是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2008年2、3月号将近四万字的长文《国民党与宋教仁案》。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我几乎穷尽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财力，在全国各地寻访搜罗与宋教仁案有关的图文资料和实物遗迹。
一边读书一边革命的职业革命家
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也写作遯初、钝初、遁初，别号渔父。1898年，十七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县漳江书院，开始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据漳江书院老同学朱玉回忆：“宋君独大言炎炎，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
1901年即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九岁的宋教仁参加当地最初级的科举考试并且考中秀才。1902年秋天，他赴湖北武昌，投考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学堂，1903年春天正式入学。他的同学中有先后参加革命活动的田桐、吴崑、白逾桓、欧阳瑞骅、蒋作宾、黄侃等人。
1903年8月，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湖南同乡黄兴来到武昌，与宋教仁结为密友。同年11月4日，宋教仁、刘揆一、张继、章士钊、胡瑛等人以赴黄兴三十岁寿宴为名，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中，成立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
1904年9月，华兴会计划在农历十月初十(公历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10月初，宋教仁、游得胜、孙汉臣等人在常德笔架城召集会党聚会，宋教仁被推举为龙头，议定起义时扮作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黄兴、章士钊、刘揆一、胡瑛等人先后逃亡日本，从此成为一边读书一边革命的职业革命家。1905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与孙文、黄兴、程家柽等人，在日本东京的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共同发起组织了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
袁世凯拨款建宋园
宋教仁在上海遇难之后，袁世凯先是依照国民党籍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呈请，亲笔批示“优予抚恤，并将生平勋绩交国史馆立传。仍由该局查明该故总长有子几人，派遣留学，俾资造就”。接下来，袁世凯又依照宋教仁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的请求，额外划拨十万元大洋的丧葬费用，用于修建宋教仁墓园。
1913年4月1日，上海《民立报》刊登谭人凤《关于宋教仁遇害后之坟墓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宋君为民国伟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故现在有人主张将宋君遗骸归葬麓山，我却不赞成，不若于上海另行募捐辟一旷地，先筑公园，葬宋君于其地？作为我国民党人之坟墓。”
1916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谭人凤的《宋园缘起暨开辟宋园收支清册》，其中介绍说，他于1913年宋教仁遇难后，呈请政府划拨十万元大洋，起初购买徐家汇土地四十亩，众人以为这里过于狭隘难以扩充，便在距租界十里的宝山县象仪港另购一百零三亩土地，委托王一亭、龙梓修负责工程建设。在谭人凤开列的“报销清册”中，竟然有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借支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元六角用于发动“二次革命”的记录。陈其美等人对于宋教仁死后价值的冷血利用，堪称极致。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逃亡日本，宋园的工程建设因此陷入停顿。直到1924年6月，由中央政府出资十万大洋、圈地一百零三亩的宋园，才在国民党方面主持下正式落成。宋教仁墓在公园西侧，占地约九亩。墓前石碑镌刻“宋教仁先生之墓”，墓顶安放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正中立宋教仁全身坐像，坐像底座正面刻有章太炎的篆字手书“渔父”。坐像背面富于潜台词的铭文，为“于右任撰语康宝忠书字”：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以及最为恐怖的秘密情报系统与秘密会党势力的，一直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及他的异姓兄弟蒋介石一派人。于右任所担心和恐惧的，因为直笔书写宋教仁案而遭受杀戮的恐怖势力，显然是来自他所从属的国民党内部，而不是已经去世多年的赵秉钧和袁世凯。
据1913年6月26日《民生日报》报道，南下香港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孙文，在香港大酒店接受《士蔑西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袁世凯与宋教仁案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有谓北京政府与该案干连，殊属不公。然吾谓袁总统非自有干连，不过系其总理与有干连也，故袁世凯定必略有所知。”关于孙文在宋教仁案以及此前的陶成章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完全可以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与宋教仁案及陶成章案不一定有直接关联。但是，他对于陈其美等人的暗杀阴谋，“定必略有所知”。
袁世凯政府划拨十万元大洋巨款，交由营葬主任谭人凤营建宋园一事，在现在所能见到的所有宣传文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与谋杀宋教仁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袁世凯，反而被以讹传讹地认定为谋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这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叙述中，却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而不是一例孤立悬案。比起宋教仁案本身，历史有意或无意的误笔，更值得深思。
宋教仁之死
（注：此为网上的文章，与其他摘录的文章一样，摘录此文不代表完全赞同作者的所有论述。）
1913年3月20日，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32岁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在北上京都的火车即将鸣笛而去的刹那，喋血于几声沉闷的枪声。
宋教仁是革命党中的著名人士，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法制院院长，是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的起草者。喋血之前，他刚刚领导国民党取得第一届国会选举的胜利，作为国民党代理事长，北上组织责任内阁，出任内阁总理，是这个内阁制倡导者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孰料，壮志未酬身先死。
凶手很快落网，一个22岁的流氓兵痞承认子弹是从他的枪膛中射出的。侦查、抓捕、取证、审讯，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突然传出凶手暴毙狱中的讯息，一个毒杀凶手的馒头，将一个举国瞩目的政治大案画上了句号。从此，关于宋教仁案幕后的元凶就成了一个谜，有人说，袁世凯担心宋教仁出任总理损害他对国会的控制，所以密谋暗杀。也有人说，孙中山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让自己这个理事长位高权轻，派人暗杀了他。另外，宋教仁的死陈其美也有很大嫌疑。
历史真相难以确知。可以确认的是，宋教仁死于政治暗杀，死于政敌。这对醉心于宪法的宋教仁而言，实在是历史的讽刺。
宋教仁临终之前，给远在北京的袁世凯留下了遗嘱，希望他保障民权、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宋教仁以杜鹃啼血的口吻说，如果袁世凯能够这样做，他一定会含笑于九泉，正所谓“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孙中山在宋教仁死后，亲自撰写了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留学，公真第一人！”
可见，宋教仁生前之理想，生后之评价，都离不开“宪法”两字。然而，宋教仁和他热衷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宪政。皇帝倒台之后的政治家，对形式上的共和制度热情不高，他们热衷的是枪杆子，是三十六计。当政治人物之间出现分歧，指导他们搁置争议的不是宪法，而是“刺客列传”。暗杀，在民国时代，是除掉政敌或者疑似政敌的重要手段，袁世凯想用，黄兴想用，陈其美想用，孙中山也想用。一连串的政治暗杀再次说明：在一个宪法不曾至高无上的国家，在宪法不能为权力斗争划清边界的国家，政客之间的争斗，极易变成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重温历史，在那个口口声声要共和的伟大时代，“暗杀”这两个字，不仅令当代人羞愧，也令后来者尴尬。放眼全球，政敌并不总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从事政治斗争。早在宋教仁被刺一百年前，美国人在一场肮脏的政治斗争中，虽然贬损了政治的颜面，却确立了彪炳史册的违宪审查制度，让宪政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1800年秋冬时节，联邦党人输掉了总统和议会两大选举，失去了建国以来的执政地位，失落的联邦党领袖，总统亚当斯和他的搭档国务卿马歇尔，决定在1801年3月3日下野之前，安排本党人士占据重要位置，给共和党领袖杰弗逊领导的下一届政府掺沙子。
恰巧，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递交了辞呈，亚当斯总统迫不及待地任命了尚在任上的马歇尔。下野之前倒数第三天，亚当斯总统促使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根据这部法律，总统可以任命四十二名下一届总统无法替换的治安法官。
3月3日午夜之前，亚当斯总统和马歇尔在匆忙之中，完成了参议院同意、总统签署、国务卿盖章生效的全部程序，任命了四十二名治安法官。因为太匆忙了，包括马伯里在内的十七个倒霉蛋的任命状没有及时发送出去。
第二天一早，新总统杰弗逊上任了，他命令自己的搭档——新国务卿麦迪逊将十七个倒霉蛋的任命状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
马伯里恼了，他以麦迪逊违反《司法法》为名起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强迫麦迪逊交出任命状。人们以为马伯里胜券在握，毕竟，新的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是他们联邦党人，和他是一个阵营的战友。
然而，这个在联邦党人丢掉政权后高贵地“潜伏”下来的马歇尔，没有利用老总统给他的司法权，和自己的“战友”马伯里一起痛击共和党人，他用我们叹为观止的法律技巧和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驳回了马伯里的诉讼请求，他说，马伯里所依据的《司法法》违反了宪法，是无效的。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没有了，伟大的违宪审查制度诞生了。世人看到的，不是一场狭隘的党同伐异的闹剧，而是一座宪法至上的“丰碑”，“碑文”上写着：法院是宪法的守护神。
我们再看看宋教仁案，残酷的政治斗争非但没有像宋教仁所期待的那样迎来宪法的至尊地位，反而迎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原本可以纳入法治轨道、按照宪政原则予以解决的政治斗争，最终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枪炮战争。大炮一响，袁世凯立即宣布国民党非法，解散国会。时日不久，宋教仁孜孜以求的内阁制流产了，他短暂的政治生命中最为珍视的宪法，也像昙花，还没怒放，就谢了。
我想，如果宋教仁地下有知，一定死不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