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学院存在的目的与使命的讨论在21世纪初达到一个高潮。先是著名的组织学者斯坦福大学的Jeffrey Pfeffer与学生2002年发表《商学院的末日：看得见的成功不多》，然后是传统美式管理教育模式的长期批评者管理学大师Henry Mintzberg2004年出版专著《管理者而非MBA》，接着是2005年著名的战略学者Sumantra Ghoshal的遗著《坏的管理理论正在毁坏好的管理》的推出，最后是领导力专家Warren Bennis和同事写的《商学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这些作者在圈内的地位一个比一个高，文章的题目也是一个比一个引人注目，文章的内容，更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可惜，有意思的是，批评者们把该说的狠话都说完了之后，商学院们却摆出一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的架势，原来怎么做，现在照样怎么做，并看不出来有什么改变的趋势。
圈内人一般把商学院分为研究型、教学型、研究与教学并重型几个大的类别。研究型学校一般把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作为评价教授的主要标准，从沃顿商学院到MIT的斯隆管理学院，从斯坦福商学院大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都是这样，构成美国商学院的主流。教学型的学校在美国一般是包括州立大学的各种中小型学校，在业界的地位较低；在欧洲则有以IMD为首的强调实务、为工商界服务的学校，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传统，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2002年德国25家领先的公司与协会成立的欧洲管理与技术学院（esmt）很大程度上采取的就是IMD的运作模式。而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学校的模式则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努力往这个方向靠拢的有INSEAD、弗吉尼亚大学的达顿商学院、西安大略大学的伟毅商学院等。不难看出，这些批评文章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商学院中的研究型学校。
研究型学校为什么不能与实践联系得更密切一些，研究与教学并重呢？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INSEAD最初是教学型学校，自1989年设立博士项目起来，逐渐重视研究，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成为教授评价的最重要的标准。结果是教授队伍里逐渐形成了以研究为核心和以教学为核心两种针锋相对的文化，两种文化冲突之剧烈，有时候甚至到了外人无法想象的程度。教学型教授嘲笑研究型教授的研究项目琐碎、无聊，纯属浪费生命，大多数论文印出来没有人看，甚至连印刷这些论文的纸张的价值都不如：“99%的论文如果没有发表，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不会有任何不同”。研究型教授则嘲笑教学型教授不懂文献，不讲逻辑，张口即错，完全是误人子弟。我亲身经历的一次是一个教书很好的年轻教授以《不受欢迎的文化》做一个午间讲座。题目刚写下，就遭到学校的著名学术权威对这个题目的质疑：文化的定义就决定了文化是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预设，什么叫“不受欢迎的文化”？一个多小时的讲座，光为这个题目就辩论了三四十分钟。研究和教学都好的教授自然也有，但绝对属于可遇不可求的情况。普遍的共识是，教学与研究几乎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行当，同时做好这两种工作，要求教授具有一种几乎类似双重人格一样的多维度能力，确实不易。
从学科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是，发出批评声音的、批评声音最剧烈的，都是一般管理、战略、领导力等软性学科的学者。而在商学院的“研究化”潮流中，最受影响的也是这些软性专业的学者。首先，软性专业的学术研究因为理论的多元性、数据的收集的难度、评价标准的模糊性等原因一般周期都较长，发表难度较大，在“数字游戏”（发表论文的数量）中，很容易处于其它专业的下风；其次，软性专业学者如果太重学术研究，与实践渐行渐远，很难在教学中达到良好的效果，不像运营、会计、财务等较硬的学科，因为学科内容的结构化，很容易产生一种“逼人的科学尊严”，让学生自己觉得学到一些东西。再次，软性专业学者，如领导力、战略、创业等专业的学者，如果有一些才华，注重与实践的结合，很容易在工商业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埋头做学术研究对于他们的机会成本相对会更大一些。最后，与上述这些原因相关，商学院里软性学科的学者之间极容易发生两极分化，产生各种激烈的内部矛盾，因此往往就在商学院内部的专业之间的地位、权力之争中，给别的学科的学者留下了更多的机会。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各大商学院的院长的学术背景，鲜有一般管理背景出身的，应该与这些原因分不开。
从学生的角度看，大家进商学院，名正言顺的目的是上学，学东西，但大家心照不宣的目的还有两个：扩大朋友圈子、提升社会地位。
